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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拒絕死囚器捐?【自由時報 2012.12.24】

 在這一波的死刑執行裡,有醫院拒絕了死囚器官捐贈,引發質疑,其實最大原因在於死囚器捐在倫理上充滿爭議。

台灣民意似乎傾向支持死刑,乃為了死刑的報復與阻卻功能,也就是認定死刑可以撫平家屬傷痛以及嚇阻潛在犯罪,但死囚器捐正好削弱上述目的。器捐會讓死刑犯沾染英雄色彩,減輕其罪惡感,也抵銷了社會對死刑犯的譴責,違背死刑之報復目的。另一方面,器捐使得死刑帶有利他、增進社會公益的意涵,將淡化死刑的恐怖形象,妨害嚇阻效果。

此外,為了死囚器官的保存,射擊點由心臟改為太陽穴,死囚並未真正腦死,醫療人員此時摘除器官,等於參與行刑過程,這是美國內科學會、外科移植學會抨擊死囚器捐的最大理由。

有人說,死囚若出於自主選擇,為何不能器捐?問題出在死囚身處資訊閉鎖、有威嚇性的監獄環境,易受過度鼓吹與誘導,難以伸展自由意志,形成真正的知情同意。

死囚器捐在實務上也有不良效應。器捐美化了死刑,會讓法官在審理死刑邊緣案件時,減少天人交戰,傾向判死刑。再者,器捐也會讓社會對於死刑存廢的討論失衡,助長死刑繼續存在。而極端的例子,就是像中國一樣,死囚器官被用來販賣圖利。

全球已開發工業國家中,目前還在執行死刑的,只有美國、日本、台灣與新加坡,而其中容許死囚器捐的就只有台灣。死囚器官買賣惡名昭彰的中國,已在今年宣佈,將逐步廢止死囚器捐,以杜絕併發症。

美國去年有一名死囚投書紐約時報,質疑為什麼獄方不准其器捐,引發熱烈討論,其中就有倫理學者指出,死囚器捐違反「死亡捐獻原則」,也就是「活人不能為了獲取器官而被殺死」。雖然槍斃乃是為了懲罰,但因與摘除器官的動作太接近,禁不起倫理學檢驗。

美國器捐跟台灣一樣來源不足,開放死囚器捐的呼聲從未間斷,但始終得不到支持。如果死囚可以器捐,那麼活囚(服徒刑者)能不能捐器官來抵罪?或許從功利主義的觀點來說,死囚器捐可造福更多人,「不用白不用」,但器捐的倫理把關一旦鬆弛,後果不堪設想。器捐不足應鼓勵國人捐贈,而非寄望死囚貢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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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終結預言 只因期待救贖【聯合報 2012.12.21】 
 今天過後,世界末日的預言會破功,但這絕非最後一例,因為這類警語起源自人類內心最深層的恐懼。

從心理發展來說,每個襁褓中的小孩一方面享受母親百般呵護,另一方面也擔心母親不告而別,原本的喜樂會突然消失,而這等同於世界末日。

隨著心理成長,人們逐漸擺脫對母親的倚賴,但這樣的恐懼從來不曾消失,只是潛藏在腦海深處,等待困頓跌宕之時,幻化成種種毀天滅地的負面思考,讓人陷入絕望的深淵。

就文明演進來說,遠古民族面對天象變遷、人事無常,很容易在心中興起一種宿命感,於是試圖從有限的知識或術數推算出「大限之日」,如此既能預做準備,也可告訴自己至少目前是安穩的。

宗教性愈強的文化,愈有這類末日預言。永恆天堂、極樂世界的教義,其實是對世界末日憂慮的反動,用希望牽制滅亡的恐懼,以獲致內心的平和。

卡通愛演「打敗惡魔黨、拯救世界」的戲碼,成人也愛看超人、蝙蝠俠這類英雄電影,因為都能從中經歷末日與救贖的過程,抒發童稚時期留下的不安。

世界末日過去,地球沒事,人們從此珍惜幸福快樂的日子,是末日預言帶來的啟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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唉 番薯不如泡菜【自由時報 2012.12.20】

  南韓在經濟、文化、體育各方面的軟實力表現,大舉超越台灣,如今南韓率先選出一位女總統朴槿惠,又在政治上把台灣甩在後頭。

南韓的男女地位不平等,比台灣嚴重許多,但南韓人卻能放心地把總舵手的位置交給女性,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政治運作已經跨越了性別的藩籬。朴槿惠是南韓前總統朴正熙之女,選前許多韓人疾呼「怎能選一個獨裁者的女兒當總統?」但選舉結果證明,南韓的民主基礎穩固,人民能純粹以執政能力為依歸,選出最好的國家領導人。

朴槿惠從未結婚,優雅穩重,冷靜睿智,還有最重要的,有一顆火熱的愛國心,她說「我已經嫁給這個國家了。」這些特質加總起來,不得不讓人聯想到蔡英文。台灣本來在今年初可以比下南韓,率先選出一位女總統,可惜被對手靠著下三濫的抹黑手段做掉了。

朴槿惠當選,代表南韓政治邁向新紀元,但馬英九連任,卻是台灣沉淪的開始。二○一二年,台灣有六八九萬顆笨蛋一起做蠢事,選出一顆超級大笨蛋,二○一六年不要再笨下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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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忽略的哲學教育【蘋果日報  2012.12.11】 

在全球颳起《正義》旋風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來台演講消息一傳出,六千張門票立即被搶光,桑德爾迷人教學風采固然是主因,但也說明即使在知識分工的現代社會,探討宇宙人生基本道理的愛智之學,對大眾仍有相當吸引力。
桑德爾受到廣大學子歡迎的理由,與其說是教學內容,毋寧是教學方法。他每堂課開頭稍做主題簡介,隨即開放討論,過程中,他扮演誘導思考、促進攻防、整合結論、引發更深入討論的角色,這正是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擅長的教學方法。

高中教材趕不上時代 

思想產婆循循善誘,受教者參與了知識的擷取與建構,這樣得來的學問遠比傳統的單方聽講有意思得多。教學本該如此,只是後人在學術分科的過程裡,不幸把哲學的教學方法拋棄了。 
桑德爾講授的正義課題,屬於哲學三大領域的倫理學,當其他兩個領域──本體論與知識論漸被科學吸納或淘汰,人類社會對於善惡、美醜、自由與正義這類抽象議題探討,仍只能借助柏拉圖以降,一直到康德、彌爾、羅爾斯等思想家留下的遺產。 
台灣社會討論熱烈的轉型正義、年金、死刑存廢等議題,都牽涉倫理範疇,但可惜的是絕少聽到有深度的哲學思辨。 
哲學教育在台灣一向被忽略,但在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列為高中必修課程,甚至鄰近的南韓也相當注重中學哲學教育,有學生得到了今年國際哲學奧林匹亞競試金牌。 
哲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基石,台灣高中不教授亞里斯多德、黑格爾,卻要學生讀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」,根本趕不上時代。中國四書只是世界哲學裡一小部分,應以哲學概論取代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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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讓諾貝爾爬出墳墓的豎仔【自由時報 2012.12.09】

 明天(十日)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在瑞典頒發的時候,諾貝爾若地下有知,將會爬出墳墓,現身典禮,把獎牌從得主莫言手中搶回,因為他玷污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精神。諾貝爾在遺囑裡說,「此獎頒給文學領域裡,在理想方向上創作出最傑出作品的人」,但莫言竟在頒獎前夕的記者會說,「中國的新聞檢查跟機場的海關檢查一樣必要」,這樣的人如何寫出充滿理想主義的文章?

譬喻是文學創作的靈魂,但把新聞檢查類比成海關檢查,是無知又卑劣的說法。依照莫言的邏輯,六四大屠殺也可等同於養雞場宰殺病雞爛雞、清除壞份子。莫言稍早甚至說,「言論限制或檢查對文學創作是好的,正可在敏感領域注入想像力」,由此可知他何以不願簽署釋放劉曉波的請願書,因為他認定這樣的拘禁「也是好的」。

莫言的謬論令國際文壇嗤之以鼻。二○○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荷塔慕勒說莫言得獎「是一場災難」,英國小說家魯西迪則把莫言與另一位諾獎作家---蘇聯的蕭洛霍夫相提並論(蕭為戰後蘇聯文藝界的高壓政策辯護,並對自由派作家進行批判),不過是「共產政權豢養的豎仔」。

外界原本寄望莫言在稍後的得獎演說裡能澄清上述說法,但他在題為《講故事的人》的講稿裡,對中國箝制言論的惡行隻字未提,甚至在末尾迂迴地要外界不要多嘴追問,他說「當眾人都哭時,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;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,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。」意思就是我莫言不想隨你們這些異議份子起舞,不要再囉嗦了!難怪中國異議詩人野渡聽了莫言的致詞以後,批評他「就像娼妓堅持自己的服務是乾淨的」、「文學上或有優點,但做為一個人,他是個懦夫」。

莫言的魔幻寫實技法,乃師法哥倫比亞小說家、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馬奎斯,但馬奎斯在文學創作之餘,更在七十年代介入了拉美的左翼運動,成為政治活躍份子。不碰政治議題的創作者都是墮落的,尤其身處高壓統治的環境裡,更沒有噤聲的權利,否則只是可有可無的三流文學家。馬奎斯敢寫《獨裁者的秋天》,諷刺拉美政治魔頭,莫言呢?只會向當局磕頭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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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溫暖校園安樂 誰想拉K【聯合報 2012.12.04】

 校園K他命氾濫讓人憂心,遏止之道除了加強查緝、改列二級毒品以強制勒戒外,更應施行完整的「物質濫用防治計畫」。

青少年吸毒防治的基本原則,在於分辨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,並據以擬訂防治策略。危險因子指的是誘發、增強吸毒行為的因素,例如幼年就有攻擊傾向、欠缺父母督導、同學有藥物濫用、校內容易取得毒品,以及生活在貧窮社區等。

至於保護因子則是能避免、阻斷吸毒行為的因素,例如衝動控制良好、有家長監督、學業能力佳、學校有反毒政策,社區連結穩固等。

國外對防治策略早有實證研究,應針對上述因子從個人、家庭、同儕、學校與社區等層面多管齊下,將資源投入真正有效的防治手段,而非盲目地施以全面驗尿。

在減少危險因子方面,年紀越小接受防治效果越好,校園毒品濫用以高中生最多,但攻擊傾向、自我控制不佳等特質在小學就能看出,這類孩子應列為防治重點。危險因子總數越多的學生,將來越可能吸毒,也須特別關注。家長、班上同學吸毒,須提防耳濡目染。

在增強保護因子方面,實施「以學校為基礎的防治計畫」非常重要。衛教不能只是呆板說教,應加入角色扮演、創意互動,讓孩子體會「拉K會爛膀胱」這類訊息。青少年開始吸毒經常源於不懂得拒絕同儕唆使,可加強自我主張、如何說不等社交技巧,避開損友。

吸毒猖獗只是症狀,家庭角色、學校功能瓦解才是病因。若孩子能在家裡得到溫暖,在學校被肯定,誰還願意為了短暫快樂而陷入吸毒深淵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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