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言與白話(9月13日國語日報方向專欄)
◎沈政男
《三國志》裡有一段記載:「置象大船之上,而刻其水痕所至;稱物以載之,則校可知矣。」
看不懂?其實就是國語課本的這一段描述:「先把大象牽到一艘大船上,看船身下沉多少……秤一秤船上的石頭,石頭有多重,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。」
第一段是文言文,第二段則是白話文,差別何在?最明顯的是字數多寡,兩者相差三、四倍。其次,文言文句子短而精簡,但文字比較艱澀,而白話文通常比較冗長,但也較易理解。最後,光聽同學朗讀白話文就能了解文義,但文言文如果不看文字,很難聽懂寫些什麼。
中國古代兒童在私塾念書,小小年紀就必須搖頭晃腦唸著「天地玄黃,宇宙洪荒……」一直到一百年前,胡適等人發起白話文運動,白話文才漸漸取代文言文,成為人們日常使用的文字。
古代或許因為紙筆取得不易,因此書寫必須精簡,而古人要念的科目有限,當然可以花很多時間學習文言文,但在現代社會,不只知識爆炸,其他科目也都用白話文撰寫,於是文言文占中學課文比例就越來越低了。
有人認為學習文言文有助於閱讀中國古籍,也能讓文筆變得精煉,但也有人認為專注學習白話文,才能把聽說讀寫都學好。不管如何,大家都同意,無論學習文言或白話,確實讀懂文章,而非死背或囫圇吞棗,才能有所收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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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我在國語日報文藝版方向專欄所寫的第198篇文章。
「文白之爭」暫時落幕了,雖然高中文言文比例沒能降到30%,但已比原來課綱在上限部分調降了10%。文言文教材比例降低是大勢所趨,你可以抵擋一時,不可能一直抵擋下去。
胡適發表〈文學改良芻議〉,到今年剛好滿一百年,今年的「文白之爭」其實是一百年來白話文學革命的延續。
爭取調降文言文那方犯了台灣社會運動常見的,「自己找敵人」的錯誤——竟然要拿蔣渭水的文言文來取代蘇東坡。拜託,蔣渭水有得過文學獎嗎?為什麼要拿他的文章當課文?應該主張調降到30%,並保留最好的中國文言文,而非拿台灣文言文來取代。
文言文當然比較精簡,學文言文當然也對寫白話文有幫助,這沒什麼好否認的,但,注意了,兩邊論者普遍沒有機會成本的概念,須知為了那些學文言文的好處所付出的時間心力,遠遠不如多讀多寫白話文。這道理就好像要寫好流行歌,卻花很多時間去學古典音樂一樣。
白話文當然是比較進步的文字,為什麼?在那邊戰了半天竟然沒人講到重點——進步的文字必須與語音結合,而白話文光憑這一點就狠狠壓倒文言文。整個中國文字都脫離語音,文言文也是這樣,但白話文試圖把單字結合成詞語,貼近語音,這樣一來,學習與理解上就比較容易。
文言文猶如宋朝或什麼朝的陶瓷器,只能賞玩,不能捧來盛飯吃,所以只須讓中學生淺嚐就好,不必花大半國文科時間來接觸,這是很簡單的道理。
這裡提出一個從來沒人提到的觀點。「文白之爭」的深沉意涵,其實是我們要下一代使用怎樣的語文?語文是講出來的思想,一個國家的語文如果不夠進步,那麼該國國民的思想,也只能處在落後的境地。
怎麼樣的語文才是台灣應有的進步語文,就應那樣去教我們的下一代,讓更多年輕人學會使用那樣的語文,才能讓該語文繼續進步,並且更加豐富與美好。
如果中文將一直是台灣人主要使用的語文,現在的中文能讓人滿意嗎?至少我是不滿意。中文在文法、句法、書寫與學習上,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,而這些都必須靠更多人,包括下一代,來投入學習、改進與創造的工作,怎麼還有時間心力去讓年輕人讀那麼多中國古文啊?
須知白話文不是文言文的白話版,而是融合外語長處的嶄新語文,其技術性與藝術性,當然都已超越了文言文。韓愈的文章是世界經典?韓愈的論說文比得上蒙田或培根嗎?
那些捍衛文言文的人,普遍看不起白話文,原因就出在他們讀太少的白話文。你讀很多白話文?你讀新詩嗎?你讀得懂嗎?你會寫新詩嗎?如果答案是否定的,你就不能說你真的讀懂了白話文。
台灣白話文寫最好的人是余光中與楊牧,而他們都有新詩的底子。余光中以為自己的中文底子來自文言文,其實不是,而是英詩與英文散文為他灌注了更加生動與複雜的譬喻與句法。
余光中如果只讀文言文,他的白話文不可能寫贏梁啟超,但他超越了,為什麼?因為他有英文的底子。楊牧的白話文完全沒有文言文的影子,而且寫起長句也自然流暢,因為他已經吸收並消化了英文長句的優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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