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大春與莫言【自由時報 2012.10.21】

 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,以家鄉哥倫比亞的風土文物與傳說掌故為藍本,創作了小說《百年孤寂》,魔幻寫實技法震驚國際文壇,引來大批模仿者。一九八六年中國的莫言就在這股風潮下寫了《紅高粱家族》,而同年在台灣,張大春也以短篇小說《將軍碑》得到頂尖文學獎,雙雙崛起。有趣的是,兩篇小說不僅都師法馬奎斯虛實交錯的筆法,也都以中國抗日為背景,只是莫言人在中國,張大春卻是生長在台灣,從無實際的中國經驗。

張大春的才華絕不遜於莫言,但幾十年過去,莫言依舊以他所熟知的中國鄉村做為創作的沃土,產出源源不絕,但張大春老早找不到書寫的焦點,藝術能量像塗了太多麵包的奶油,逐漸稀薄。

莫言為什麼能擊敗村上春樹,得到諾貝爾獎青睞?他的作品,是虔誠的赤足踩踏在瘡痍的土地所唱出的田園之歌,與其說是他書寫高密東北,不如說是故土故人透過莫言的筆書寫自己,作品背後蘊含的生命力,豐沛到貫穿書頁,流洩而出。百分之百的中國。

以往到了此時,文壇總會自問台灣作家何以得不了諾貝爾獎?有人認為評審有偏見,也有人歸咎翻譯工作不足,其實都不是。台灣作家浪費了幾十年才知道必須專注於台灣、書寫台灣。七○年代曾有「鄉土文學」這樣的詞語,其荒謬程度可比「四腳馬」、「兩腿雞」。文學就是鄉土文學,脫離了土地與其上的人,是不可能產生傑作的,這是莫言得諾貝爾獎給台灣作家最好的啟示。

台灣作家什麼時候得諾貝爾獎?先寫出百分之百的台灣吧!像莫言寫出百分之百的中國那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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