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igami

透過齊柏林的空拍鏡頭，台灣人第一次看見如此美麗的寶島，卻也感嘆她正遭受無情的破壞，因而興起珍愛台灣之情。一般人或許做不到齊柏林的壯舉，但藉由畫面與文字讓更多人看見家鄉，卻是人人可為。

近來有學校購買空拍機，讓同學拍攝紀錄片，反映家鄉農舍濫建問題而獲獎，值得喝采。如果無法負擔昂貴器材，手機就是很好的拍攝工具，甚至用繪畫與書寫，也是可行的紀錄方式。

有人或許會說，「我的家鄉很平凡，沒什麼好紀錄的！」其實不管大城小鎮或偏鄉離島，每個人的家鄉都有值得介紹給外人認識之處。一提起家鄉，難免主觀，紀錄與描述時，心可火熱，但眼要冷靜，才能描繪生動細膩的家鄉全貌，吸引觀眾。

家鄉的人口有多少？主要產業為何？有什麼古蹟與文物？最值得推薦的景點與美食是哪些？家鄉的人有怎樣的美麗與哀愁？凡此種種都是必須具備的背景知識。

暑假到了，若能用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一部「看見家鄉」的紀錄片，或是一系列圖文，不只可以張貼在網路，讓更多人認識家鄉，也是十分別緻的暑假作業，開學後勢必引來師生矚目。

另有一所學校，在外賓演講前幾天，就由老師介紹講師背景與專長，並建議同學上網搜尋講題相關資料，等到演講開始，講師一拋出問題，台下馬上有多位同學舉手搶答，整場演講氣氛熱烈，收穫豐富。

何以有這樣的差別？主因是講者與聽眾的期待有所落差。在過去，學校安排什麼，學生只能照單全收，但現今不只普遍學風開放，學習管道也更多元，如果講者上台後無法激起聽眾興趣，場面往往讓人難堪。近來便有一位應邀到校演講的教授，因中途走了許多聽眾，氣得當場數落學生。

要避免類似情形發生，可建議學校在邀請外賓前讓師生參與，共同選擇講者。此外，同學可在老師指導下，就演講主題相互討論，以提升聽講意願。演講開始後，聽眾若能全神關注，並給予講者回饋，通常可以激發講者潛能，讓演講更精彩。而如果演講真的不吸引人，至少應保持肅靜，避免影響他人聆聽。

舉辦演講，講者與聽眾都須耗費時間，唯有營造夠好的演講環境，讓講者展現所長，才能共創聽講雙贏。

梁啟超對老師康有為畢恭畢敬，幾十年不敢稍有違逆，然而民國成立以後，時局不穩，軍閥張勳乘機發動帝制復辟，得到康有為贊助，梁啟超獲悉以後，支持共和的他不得不寫文章批評老師的主張。

亞里斯多德與梁啟超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何以膽敢指正老師？前者講了一句名言：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！

老師固然比學生知識更豐富、思辨更成熟，但老師也是人，也會有疏漏與不足之處，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，學生當然可以表達質疑。近來便有一位高中校長，因擔心學校升學率退步，寫信希望學生努力拼第一志願，同學看了以後在網路上表達反對意見，引來媒體關注，

透過網路「靠北」，是現今兒少表達不滿的常見方式，雖然好用，卻容易讓議題失焦。發現師長可能犯錯，應用委婉但清楚的方式與對方溝通，如果得不到滿意答案，再循其他管道反映。

學校是學習的場所，當師生意見不同，據理力爭之餘，也勿忘以禮相待，才能教學相長，共同追求真理。

在這些身心障礙青少年裡，人數最多的是智能障礙者，他們如果沒有家人陪伴，出門以後可能會迷失在茫茫人海裡。其次是肢體障礙者，他們經常被騎樓下高低不平的地板與障礙物絆倒，能不出門就不出門。也有歡喜出遊的自閉症患者，在公共場所惹來異樣眼光，而被家長趕緊帶離。視障者與聽障者好不容易來到了博物館，卻因導覽設備不足，無法浸淫於藝文之美。更有早發型青少年精神病患者，難以安坐課堂，連上學都不能。

無法邁出家門、不能參與人群，不只衝擊一個人的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，也是國家社會的損失，這是聯合國〈身心障礙權利公約〉將社會參與列為身心障礙者的重要權利，而且要求各國必須排除相關障礙的理由。對於發展中的青少年來說，欠缺良好充足的社會參與，更會對自我認同、性格養成與社交能力造成傷害。

台灣致力於提升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，多年下來已有長足進步，然而值得繼續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，比如前陣子就有一位聽障大二生，在茶飲店打工時竟被指派接聽顧客電話，讓他受挫又受辱，最後甚至被解雇。

茶飲店願意雇用聽障生，顯然已顧及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〉的規定，何以在執行上卻又刁難對方？因為在職場上，仍有許多人對身心障礙者的失能與調適狀況欠缺了解，以至於無法產生同理心，也不會隱短揚長，讓身心障礙者展現失能以外的其他強項。彌補之道，是企業應多舉辦員工教育訓練，並培養對身心障礙者友善的職場文化。

對於仍有就業能力的身心障礙學生，政府應結合學校與企業，給予他們比一般人更多的生涯輔導與職業訓練，好讓他們可以獨立謀生與發展社交。而對於無法就業的青少年，也能鼓勵他們擔任志工，這對於提升他們的自尊與自信極有幫助。即使重度身心障礙，都可以貢獻人群，比如可安排智能障礙與自閉症青少年與失智長者同樂，讓天真的笑靨為孤單的老人家帶來溫暖。

所有青少年都渴望結交朋友，也嚮往愛情，但身心障礙者的交友機會相對較少，也較為困難。身心障礙青少年的交友對象，除了來自同儕團體，比如一起求學、受訓、就醫的夥伴以外，更應鼓勵他們結識一般人，擴展社交圈，無須畫地自限。此外，網路時代已經到來，善用社群媒體可以幫助身心障礙學生，即使不出門都能滿足一部分的社交需求。

走進美術館、音樂廳與電影院欣賞展覽與表演，是簡單又健康的休閒活動，但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，目前國內的藝文觀賞環境大都不夠友善。比如輪椅只能擺在戲院前後頭或走道空間，觀看角度不理想，也無法跟親友同坐，而博物館的展品說明，往往欠缺點字與手語形式，有待改進。

社會參與的最高階活動是政治參與，一個國家的身心障礙者若能充分參政、決定自己的未來，那麼在其他公共領域必已享有與一般公民相互平等的權利。青少年雖尚無選舉權，但可以學習關心公共事務，甚至透過社會運動來影響政策。然而身心障礙青少年要參與社會運動並不容易，比如這幾年風起雲湧的學運裡，就不見他們的身影。其實身心障礙者最了解弱勢族群的處境，如有他們參與，能使社會運動的訴求更蘊含同理心，也更能打動人心。

少數身心障礙青少年因病情或失能太過嚴重，必須長期住院或接受復健，而無法到學校上課，這時應在機構裡安排課程，儘量讓他們趕上學習進度。比如可在精神科病房為青少年病患開課，以免往後失能又失學。

塞車結束，當所有車子開始前進，如果還有一輛車子停在路中央，會不會有人過去查看與協助？當我們在學校、職場、社區與其他公共領域快意馳騁的時候，別忘了還有不少身心障礙朋友正在路旁踽踽獨行，等待我們載他們一程。

多麼令人激賞的回答！這是臉書創辦人祖克柏在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詞裡，所引用的一段軼事，用來說明目的感的重要。

人生有了目的，就像有北極星在前方引導，比較不會迷失自己。有了目的就能忍受腳下鬼針草的折騰，不會怨天尤人。有了目的，精神煥發，也能吸引志同道合的夥伴，一起打拼。

人生目的通常有三種特性。一是終極性，也就是達成以後別無所求，人生沒有遺憾；二是擴充性，意指可以超越個人，謀求群體的更大利益；三則是延展性，亦即一己生命有限，但可留給後代珍貴遺產。

與目的相對的是工具。工具乃用來達成目的，它本身不能帶來真正滿足，也無法賦予人生終極意義。混淆目的與工具，是生涯發展常見的弊病，比如有些生意人把賺錢當成目的，為了獲利竟敢犧牲顧客權益，這樣的人即使成為富翁，也不會快樂。

又是驪歌輕唱的時節，有人微笑接下畢業證書，向下一個升學關卡邁進，也有人愁眉苦臉，不曉得接下來要念什麼校系。考試、升學、就業，是目的還是工具？如果只是工具，自己的人生目的何在？找到目的，有了方向，就會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。

台灣的國際處境，不就類似那名被欺負的同學？台灣的醫療水準舉世稱道，更經常出錢出力幫助其他國家處理公衛問題，可謂醫衛模範生，然而台灣不只被排拒在世界衛生組織門外，今年連要以觀察員身分旁聽世界衛生大會，都不被允許。

在奧運與其他國際比賽，台灣也無法以國家名義，高舉國旗出賽，即使國力、奪牌實力都不輸別人。

雖然中國如此打壓台灣，幾十年來台灣沒有屈服，台灣人努力把握在國際場合發聲的機會，為台灣爭取權益，比如每年的世界衛生大會，都有台灣學生組成團體，前往日內瓦表達抗議。

吳濁流曾以小說《亞細亞的孤兒》暗喻台灣的國際處境，幾十年過去，台灣已昂然挺立世界舞台，不必依附與受制於其他國家。然而台灣的國際地位至今仍矮別人一小截，這是台灣人不能否認的事實。

怎麼樣為台灣爭取完整的國際地位，需要全體國民集思廣益，兒少年紀雖小，也有關心國事的義務。每一個台灣人如果從小就培養強烈的國家意識，二千多萬人集合起來，就是一個壓不扁的台灣。

老師怎會性侵學生？老師也有七情六慾，如果不能把持師生份際，當然也可能犯錯。兒少性侵或猥褻的加害者，大都是熟人所為，這些人平常看起來和藹可親，一旦捕獲獵物，便會現出猙獰面貌。

兒少性侵加害者經常使用的手段有三種，一是引誘。對於兒童，他們常用糖果、玩具，將對方誘騙到暗室，而對於青少年，常利用這個成長階段會有的崇拜心理，讓對方仰慕自己，進而發生關係。

引誘成功以後，如果兒少心理產生疙瘩，加害者就會試圖誤導，比如「長輩碰碰晚輩的身體沒關係！」「師生談戀愛無妨！」等說法，試圖迷惑兒少。等到兒少意識到自己被欺負，想要求助，這時加害者便臉色一變，使出最後的威脅手段。

兒少對於別人不當的肢體碰觸、言語騷擾或者別有用心的引誘，應當學習辨認與提防。如果不幸遭受性侵或猥褻，這時難免自責、羞愧與驚恐，但最重要的是鼓起勇氣，趕緊向師長求助。揭發性侵加害人的真面目，不只可讓他們受到懲罰，也可避免更多人受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