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igami

指尖陀螺最近成了學童新寵，每當下課鐘聲一響，許多人手掌一翻，手指一彈，便這裡那裡跳起一支支陀螺的旋轉芭蕾舞。

士林地方法院在輿論壓力下，未將內湖小燈泡案王姓兇嫌判處死刑，是一個勇敢的決定，可惜判決理由犯了嚴重錯誤。
判決書說「王嫌罹患思覺失調症，已形成妄想，認為自己是堯帝，所以要砍庶民的頭，這樣就會有四川嬪妃來相伴」，顯然王嫌犯案時，內心已經被妄想思考盤據，行為自主空間明顯壓縮，而判決書也說，「他殺人係基於思覺失調症之驅動」，既然如此，怎麼最後又認定，「行兇時並無《刑法》19條辨識能力或自控能力減弱之情形」？顯然誤解了《刑法》19條的立法意旨。
《刑法》19條減刑規定的內涵為，「因『精神障礙』導致『辨識違法能力』或『行為自控能力』顯著受損」，剛好對應於司法精神鑑定的三個法則：達倫法則、馬克諾頓法則與不可抗拒衝動法則。

精神醫療不彰悲劇

達倫法則是說，「如果兇嫌沒有罹患精神疾病，還會犯案嗎？」如果王嫌當初沒有罹患精神病，或生病以後接受充足精神醫療，很可能就不會犯案。馬克諾頓法則是說，「犯案當時能否知道行為本質與對錯」，這法則在台灣《刑法》被改成「能否辨識行為違法」。王嫌既然認為自己是堯帝，試問，皇帝殺人會犯法嗎？會被關嗎？顯然，王嫌行兇時被妄想思考主宰，已欠缺辨識行為本質的能力。不可抗拒衝動法則是說，「警察如果站在兇嫌旁邊，還會不會犯案？」一個自認是皇帝的人，當然也不會害怕警察，因此少了自控能力。 
判決書用「王嫌會買刀、會等待時機、會把機車騎回家避雨」為理由，認定其「辨識能力正常」，試問，一個連買刀、避雨都不會的人，不是失智就是智能不足，還能夠殺人嗎？精神病患犯案時的辨識能力，應就幻覺或妄想思考對其行為自主能力的壓迫宰制程度來認定，而不是用失智與智能不足那套邏輯來判斷。 
王嫌在行兇前兩年曾送醫，但因《精神衛生法》的強制住院規定太過嚴苛與繁瑣，而未能住院，從此未再接受精神醫療。小燈泡案的本質，乃台灣精神醫療功能不彰所導致的悲劇，而非純粹的治安事件，如果再用錯誤的判決理由將責任完全歸咎於精神病患，將是錯上加錯。 

北投殺女童案兇嫌龔重安，近日二審被高院判無期徒刑，與一審相同。沒判死刑是合理的，但判決理由卻越改越錯。

高院先說，「龔重安長期受幻聽、妄想、偏邏輯（不合邏輯）思考影響，情緒與行為改變，卻因欠缺病識感而未向親友求助或就醫」，後又說，「龔重安僅為處理主觀上認遭人監控、議論，未思以就醫等正常管道求助，竟選擇以殺人，藉由司法介入來處理上述壓力」，沒有自相矛盾嗎？

「沒病識感」意指不認為自己有幻聽、妄想等精神症狀，反而堅信被議論、被監控確有其事，這不只是所有精神病患的共通狀況，更是精神病的定義所在！一個「沒病識感」、不認為自己生病的人，當然不會去看病，怎麼高院會認為他能夠也應該選擇就醫，而非靠被判刑來處理精神病？

精神病患一半以上曾自傷，九成以上有抽菸習慣，他們之中，很多人本來就靠著看病吃藥以外的各種方法來處理精神病。龔重安沒就醫，而是想到藉由被判刑來處理幻聽與妄想，這是精神醫療功能不彰與社會支持網絡薄弱的表徵，怎麼把責任完全歸咎於病患本身？

一、二審判決理由的共同錯誤是，一方面認定龔重安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，受幻聽、妄想與偏邏輯思考影響，另一方面卻又認定其行兇時，辨識與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絲毫未減弱，實有嚴重矛盾。在精神病患身上評估辨識能力，重點並非「能否買刀、知道逃離現場、清楚法律責任」，那是失智或智能不足才有的問題，而是應該詳查，精神病患是否因為無法辨別精神症狀真假，導致思考與行為選擇能力降低，而影響了犯案與否的決定。也可從反面來看，亦即如果龔重安沒有罹患思覺失調症，不受幻聽與妄想干擾，他會殺人嗎？

一審判決龔重安免死，理由是符合兩公約的精神障礙條款，但不可教化，二審卻認為龔重安不符合兩公約，但可教化，兩級法院的判決理由竟南轅北轍。龔重安都因罹患精神病而胡亂殺人了，還未達精神障礙嗎？精神病患最需要的是足夠的藥物治療，而不是「教化」，事實上龔重安如果及早接受藥物治療，很可能就不會殺人。一個國家未讓精神病患獲得治療，等到犯案以後再用偏頗的理由來判刑，這是醫療與司法的雙重錯誤，未來上級法院應予以改正。

舞台聚光燈亮起，一雙穿白襪黑鞋的彈簧腿，隨著音樂節奏在地板上優雅滑出「月球漫步」，台下爆出瘋狂喝采。音樂結束，男子掀帽亮相，那張臉孔顯然並非麥可傑克森本人，但歡呼更加響亮，因為大家知道這是模仿秀。

一位外國觀光客在捷運站的路網圖上比來劃去，似乎找不到路線，這時，路過的本地人會有什麼反應？

瓊瑤為了是否幫重度失智合併中風的丈夫「插管」，曾百般掙扎。「插管」二字容易混淆，一般在醫院裡意指為不能自主呼吸的病人進行「氣管插管」，但瓊瑤丈夫需要的是「插鼻胃管」。

插鼻胃管是常見的維生措施，只要病人暫時不能或不宜經口進食，便會插鼻胃管。絕大部分後來都能習慣，與氣管插管不能相提並論。

有人希望自己「活得精彩、走得帥氣，不要管子！」但拒插鼻胃管而渴死餓死，是最不帥氣的走法，絕大多數家屬也不忍心這麼做。

以瓊瑤的先生來說，在中風後插鼻胃管，乃為了暫時提供養分，等到吞嚥功能恢復便能移除，未必需要永久置放。反之，若堅持不插鼻胃管，那麼病人將會一點一滴消瘦，更是折磨。

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不插管條款乃適用在末期病人，但重度失智病人可存活數年，而中風病人度過急性期以後短期內也不會死亡，絕非「末期病人」。

即將在後年施行的「病人自主權利法」規定，極重度失智病人若生前已預立醫療決定，不願插鼻胃管，那麼醫療人員得不施行該等措施；然而極重度失智病人能活多久、會不會痛苦，臨床上難以評估，若真的不插鼻胃管，未必符合人道。

臨床上常見嚴重失智失能老人家，幾乎對外界已無反應，但家屬還是希望插鼻胃管繼續照顧。這些家屬不為財產，也非盲目盡孝，而是只要看到老爸老媽還有一口氣在，便感到踏實溫暖。人不只為自己而活，也為愛你與你愛的人而活。

一位曾罹患重度憂鬱症的女作家，以自身「青少年時期被補習班老師誘姦」的創傷回憶，寫成小說；然而，就在小說出版後不久，也傳來她自殺過世的消息，這樣的人生境遇，頗為類似美國早夭女詩人普拉絲。

普拉絲從青少年時期就罹患憂鬱症，多次進出精神病院，後來遇到名詩人泰德休斯，普拉絲對其丰采與才華大為折服，不僅因而走上寫作之路，兩人也結為夫妻；但婚後泰德休斯出軌，普拉絲受到嚴重打擊。她最後一本著作是自傳體小說《瓶中美人》，書中影射了泰德休斯的外遇情節，小說出版一個月後，她自殺離世，死時三十歲。

一般認為書寫具有療癒功能，可藉由文字敘述整理生命經驗、抒發當下情緒；然而，文學的療癒功能有其極限，如果當事人的身心狀態尚未平穩，就貿然對深層創傷經驗進行大規模的自我挖掘，可能弊大於利。

寫自傳體小說是一種回顧與反芻，而對一個曾罹患重度憂鬱症的人來說，進行這樣的動作最好謹慎，因為有可能透過鉅細靡遺的文字回溯，把自己又帶回到當初受創的場景，造成二度傷害。在憂鬱狀態下，人容易鑽牛角尖，一直往負面人事物回想，使得情緒更加低落，而情緒低落以後，又更會往負面回憶裡鑽，形成惡性循環，難以自拔。

即使憂鬱症已獲穩定控制，要進行「青少年時期被老師誘姦」這樣沉重的書寫，也最好確認，自己是否已從這段創傷回憶走了出來？如果還沒走出，應接受心理專業協助，而非藉由書寫來自我療癒。

書寫創傷回憶的另一個常見意圖是控訴與報復，亦即藉由影射手法，將加害人的行徑間接公諸於世，台灣文壇先前已有類似作品出現。只是往往還沒傷人就先傷到自己。

自我揭露式的文學創作，常因赤裸真誠地書寫打動讀者而受到歡迎，然而，這類書寫最大的副作用，是作者下筆時如果處在情緒風暴之下，什麼都敢寫，一旦情緒平穩之後，看到那些回憶被印成鉛字，卻未必能夠消化。出版社見到這類創作應謹慎辨認，到底是勇敢地自我挖掘，還是尚未學會煞車的創作生手所做的激情演出。真正有文學價值的創作，即使是書寫創傷回憶，都必須在作者身心狀態穩定下才能完成。

電視劇《通靈少女》描寫一名高中女生利用課餘，在宮廟以民俗方法為信眾處理疑難雜症的故事，上映後受到歡迎，在網路上蔚為話題。

在德國，政治人物若沒讀過歌德、湯瑪斯曼，不可能獲得選民青睞；在日本，捷運車廂裡隨處可見捧讀口袋書的人；但在台灣，這些年調查顯示，平均每人每年只讀兩本書，而且以奇幻、推理小說最受歡迎。

長照近年成為台灣社會棘手議題，交通部提出讓郵差關懷長者的構想，其實是模仿日本。郵差本業乃送信，為何要插足長照？一來人口老化以後，長照人力短缺，再者因為電子郵務的盛行，傳統郵務日漸式微，郵局必須另尋副業。

日本郵政總局從二○一三年起，開辦「高齡守護服務」，由郵差到家中探訪獨居老人家，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、健康情形，再向家屬報告，讓家屬可以安心。日本獨居老人家「孤獨死」，也就是死了沒人知曉的事件越來越多，因此光是有人定期前往探視，便可帶來不少幫助。這項服務一小時收費約台幣六百元，是平信郵資的廿五倍。全日本目前有上千家郵局加入服務，但使用人數還十分有限。

中華郵政去年的郵務事業虧損四億元，顯然光靠送信已無法讓郵局賺錢，而且這樣的經營危機只會越來越迫切，這是郵局櫃台必須代售各類商品，以貼補收入的原因。同理，跨足長照也不失為值得開發的另一種郵局副業。

郵差不懂長照，怎麼照顧老人家？此舉並非要郵差擔任全職照服員，而是利用送信之便，順道關懷老人家，只要接受簡單訓練便能勝任。事實上老早有郵差主動關懷偏鄉獨居長者，若能在此基礎建立服務網絡，對長照人力不無小補。有一天台灣會像日本一樣，大街小巷都是需照顧的老人家，長照重擔需要所有人一起承擔。